如果用积蓄和勤勉度分割出4个象限，这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大致分为4类：

1、国民有所积蓄，并勤勉工作。

2、国民有所积蓄，但满足于现况或已好逸恶劳，不勤勉工作。

3、国民几无积蓄，但勤勉工作，缓慢原始积累。

4、国民几无积蓄，且不勤勉工作，入不敷出，勉强度日。

如下图所示：

从非常粗略的角度，可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如下模拟：国民积蓄是一个蓄水池，而工作产生的财富是一种流量，后者大约等于工作时间乘生产率，一种常见的衡量方法叫GDP；同时国民的消耗也是一种流量，二者轧差大致可得到蓄水池的净流量，它决定了水位。如果一个国家国民工作产生财富的速度大于其消耗积蓄的速度，这个国家将走在愈发富有的道路上（如象限1）；反之，国家和国民的生活水准将会与日俱减。

当然，让蓄水池水位上升还有别的方法，譬如趁火打劫（如200年前的西方列强），挖出宝藏（如沙特阿联酋）等等。但从整体和长期来看，国民财富终究是由人的工作产生的。

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所谓经济繁荣，基本可以用GDP的增长来表征（显然，经济“繁荣”和“富有”并不是非常一致的概念）。在GDP的增长中，个人可以获得收入增加的喜悦（人是很少因为自己拥有什么而高兴的，“更多”往往才能带来欢乐），政府可以抽取更多的税收，大家其乐融融。而要增加GDP，如前所述，直观的方法就是1增加工作时间 2提高工作者的生产率。

在一定的生产率下，目前最可持续的增加工作时间的机制是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在供应匹配需求的情况下产出才是被需要的，财富才能真正增加，个体才能够得到激励（不被需要的财富不是真的财富，如蒸汽机在工业革命时代是财富，到了今天只能进博物馆。当然，由于信息流动效率有限，市场也是有缺陷的，容易产生泡沫周期，在迎面而来的大数据时代，我们有可能在信息源头优化供需的匹配，平抑市场波动）。但这不是第一性的要素——促进人们工作的第一性要素是财富的不足和追求财富的欲望。它们是欧洲的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及殖民扩张、美国西部开拓和后来的硅谷热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同样的，“穷”和“想致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现在的中国没那么穷了，但许多人仍然“想致富”，这对“经济繁荣”而言是好事情；要保持经济繁荣，就需要不断地维持人们“想致富”的念头——念头本身的重要性大于经济实质。许多事情都可能激发这种念头，比如改革开放，比如深圳和浦东大开发，比如一带一路，比如雄安特区等等。如果一些人确实富得不那么“想致富”了，那么还可以通过通胀等方法让他们重新“想致富”起来（因此，只要银根在央行手上，通胀几乎将是永恒的）。而不能维持国民“想致富”的国家（比如欧洲一些相对均贫富的发达国家或甚至借债消费的伪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上或多或少地都遇到了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很残酷，贫富差距也许确实是一个经济体保持活力不断增长的有利因素——财富终究是由那些还不太富但很想变富的人所创造的。

在稳定的市场经济下，随着知识和技巧的积累，国民生产率将逐渐提升。但针对世界既有先进生产水平所制定的产业计划和投资也可以加速生产率的上升，二者并不矛盾。当国民生产率接近现有知识水平可支撑的上限时（全要素生产率饱和），经济的增长只能诉诸于新知识和技术的诞生。但在这种局面下，对繁荣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资本往往又会成为诱发经济问题的动因——资本追逐收益，新知识产生的速率太慢无法满足资本的收益要求，因此一部分资本将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通过制造投机（许多金融创新的目的事实上也是营造投机）来获利，而投机产生的泡沫必将消融，这不仅会给金融系统稳定带来问题，甚至可能引起社会稳定的问题。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时期，政府常指望驱动资本投入来提振增长，因此金融监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目前中国生产率的增长空间仍然巨大，但获取这部分生产能力的难度也远高于此前几十年，绝不会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本和人力的投入，很多投入短期可能毫无收益，但仍然必须投入。这些投入的主体可以是企业，可以是高校，也可以是政府，但归根结底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你所交的税和买房款不仅被用作公款吃喝或修铁路，总还是有一部分会变成研发财政补贴和科研基金。以中国市场之规模，足以容纳世界上几乎所有行业。如果幸运的话，将来有一天中国不仅能够生产衣帽、胶带纸、家具、电脑、手机，还能够掏出时尚大牌、特种金属材料、高端药物和医疗器械、大型客机、光刻机。届时，中国将重新变成一个超级顺差国，而这些顺差将会得到氢弹和航母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