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国际分工

国际自由贸易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是：参与贸易的双方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而互惠。然而，这项理论在现代社会是不完整的，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国际分工。完整的表述应当是：在既定的国际分工下，贸易可以使参与的双方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而互惠。

国际分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产业——而产业是有不同档次的，不同产业的产值密度不同：如果把产业粗略分为高档、中档和低档，其中从业者的人均产值和收入也将相应呈现差距。一个以高端产业为主的国家的人均产值自然远高于以低档产业为主的国家。例如，在金融、精密制造、奢侈品等高附加值产业的支撑下，瑞士的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而更加依赖中低档制造的中国，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后，人均GDP仍不足1万美元（暂不论人均自然资源的问题）。

在当前国际分工安排下，贸易理论是被实践证明成立的：两个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可通过贸易同步提升各自的人均产值（如从6万/1万美元升至6.2万/1.1万美元）。其中，掌握高端产业的国家为自身的优势产品找到了更大的市场，同时降低了其他方面的成本，总体福祉得到了提升。只要现状不改变，它们会禁不住高声唱起自由贸易的赞歌。

但是现状有可能发生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改变国际分工，比如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和今天的中国。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小国和大国的产业升级对于国际分工的影响作用存在质的不同。小国的产业升级一般在有限的领域造成有限规模的影响，而当一个大体量的落后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它引起的就不仅仅是少量人群的人均产值上升或者某几个产业的转移——它可能彻底影响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比方说，如果一个大体量国家A完全掌握了另一个小国B的几项核心支柱产业，并且通过更完整的产业链所带来的低成本与之竞争，那么B的核心产业有可能被击垮，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并将被迫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

因此，从这个层面看，贸易的“互惠”是短期、静态的；长期而言，各方为贸易中的位置展开斗争。

二、关于贸易的利益分配：个人和集体的辩证统一

为了更好理解现代经济，不妨把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面独立观察：劳动、商品（即实物财富）、以及货币。这三个层面互相联系：生产率和供需连接了劳动和商品；购买力联系了商品和货币。正常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应该是简单的：个人通过劳动产生商品，进而获得货币；货币帮助劳动和商品合理定价、实现供需平衡。但该关系并非铁律——在非正常情况下它可能失效，比如在战争时期，劳动创造出的商品就可以不经过货币而直接消耗；或者在过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内，货币的流动也可以不直接对应具体的商品和劳动。

对于个人，商品及一般购买力最为重要；而对于具有意志的集体（国家），充分的劳动比商品和货币更关键：劳动在根本意义上创造着商品、维持着产能和力量、推动着产业发展、保障着社会稳定。这也是各国均致力于提升就业率的主要原因。

因此，尽管个人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它们有时也可以错位。譬如：如果A国采用压低汇率或者出口补贴的策略促进向B国出口，A国国民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将相对低于B国国民，某种程度上形成了A国国民对于B国国民效用的补贴（这正是中国官媒近期提到的“中美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但如果A国亟需外汇（对外购买力），同时需要增加就业、发展产业，那么促进出口的策略就能够助推A国实现上述目标（尽管短期牺牲了部分国民的利益）；而如果A国进一步借助外汇的力量强化了金融安全、增强了对外投资和技术引进实力，并通过充分的人员培训和产能发展提升了产业链的完整性和产业的档次，那么A国国民总体将在长期受益。诚然，由于时间尺度较长，做出牺牲和享受成果的国民可能不是同一批人。翻译成白话就是：通过一代或几代人的付出成就后代的赶超的策略。

基于静态经济学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短期政策安排是轻松的：大家都满意于现状，但“现状”本身将难以提升；从动态宏观的历史角度进行符合远期总体利益的政策安排是很艰难的，因为这可能需要部分群体在一段时期内做出牺牲，好处是长远而言“现状”可能会被突破，大家一起上一个台阶。这不是一个秘密：各国政治家、精明的商人都明白（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不明白）。只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难凝聚共识、舍短取长，发达国家又对发展中国家改变现状的尝试持有防范态度（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很快反映到国际治理格局的变化上，这是一个天然的政治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立场看，通过发起贸易保护或其他政治经济手段来遏制这种苗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因此，对于一个落后并缺乏外部助力的国家而言，通过产业升级改变国际分工是一条艰辛之路：不仅需要团结、勇敢地走出第一步，而且必须不断克服种种外部阻力，比如技术封锁、比如所谓的贸易战。没有这些阻力才是不科学的。

三、私人资本的力量和缺陷

在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资本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社会鼓励资本通过自由市场获利，这种机制充分地释放了个人的智慧和欲望，是许多国家走向繁荣的重要力量来源。邓公借鉴了这种机制，并通过认可私有制、鼓励市场经济促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长足发展。

但从长远的尺度看，“逐利”的私人资本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状况：由于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低档产业将被资本逐步无情淘汰，极端的情况是大量资本进入回报率最高的金融及类金融行业（香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将使更多的国民被纳入“高端产业”，这些产业通过国际贸易享受全球市场，经济体中的人均产值得到大幅提升；而中低档产业基本出让给其他国家，降低了国民的生活成本。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只要以下条件保持成立：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和全球市场份额不变。事实上，由于各类技术壁垒、资本门槛等原因，长期以来这个条件都显得非常坚实；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突破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从来都不是易事。

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条件被瓦解了，一些国家由“逐利”的私人资本所构筑的过于单一的“高端”产业结构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进而将面临调整。调整是痛苦的，因为产业进一步升级的难度过高，而长期“中低档”空白导致产业向下调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参见美国制造业回流进程）。但不调整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对于许多发达国家而言，这个条件已看起来不那么坚实。

附、作为一个玩笑的场景分析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很少人曾设想过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巨大体量的国家掌握了大多数高端产业并且通过全产业链把所有产品做成白菜价的场景。如果这件玩笑般的事情确实发生，可能会随之出现以下情况：

首先，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会进行调整，一些原本从事机械制造的人需要去重新学会做美味的火腿。第二，在新的国际分工下，贸易理论仍然成立，大多数人会better off，全球的总体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第三，个别产业调整失败、无法实现新的贸易平衡的国家将面对较大困难，如混乱、生产资料被外部收购等。第四，国际治理的格局会发生变化。